面瓜情不情

早在出版界掀起明史热之前，2004年白先勇力倡的全本昆曲《牡丹亭》，实际上已经活色生香地为现时的人们展示出了明人的生活图景和文化品位。2006年由新锐话剧导演田沁鑫排演的昆曲《桃花扇》，视觉表现更加奢艳，大有晚明遗风。最抢眼的是作为舞台背景的那幅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放大到与舞台的三面长墙等高，做成纱屏，人物皆沿图进出。前场灯光暗下后，南都繁会之景如烟如现，秦淮河水光潋滟，让人唏嘘不已。

这副《南都繁会图卷》又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图纵44、横350公分，图绘人物1200余个，学界多认为真实反映了晚明南京城市生活的面貌。展开画卷，若能扑身跃入其中，人们一定会发现，遇到的一切绝不陌生。

进城，进城！

       《图卷》开首是一片田园。是时正江南早春，田里可以依稀看到有农人在耕作。只是比起明初，种田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种田挣不到钱。曾受土地束缚的人们开始逃离农业，有些为有钱人家服务，有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还有很多变成城市流浪者。

有个叫谭参的农民，他不进城，他把别人抛荒的土地收来，高地种稻，低地挖鱼塘，架子上养鸡鸭，搞生态农业。他还雇人在草丛里捉蝈蝈、蟋蟀，编到漂亮的小笼子里，卖给城里人玩。谭参很快致富，但他死后，家人为了争遗产打官司，耗尽了家财。

明初的时候，户口制度很严格，行动超过百里就要有路条，到了晚明，这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乡居地主开始向城市流动，大部分乡绅永久地离开农村，搬入城区的豪宅。

《图卷》中，在乡村通向城区的广阔的大道上，一骑快马在飞奔，一乘四人大轿中抬着一个官人，正向城里奔去。

钱神的微笑

 离城越来越近了，经过一片悬着“牛行”“猪行”“羊行”“驴行”“鸭鸭行”等各式招牌的家禽家畜市场后，《图卷》进入市区。南都沸腾的商业生活在此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招牌幌子冲天高挂，仅南市街至北市街的一段，各色买卖就有109种之多。画中人行色匆匆，不无喧闹地告诉我们，这是个商业化的世界。

后人谈到晚明，不啻动用“天崩地解、纲纪凌夷”这样吓人的词语，似乎那时的人心已像脱僵的野马失去了任何统一的准则。实际的情况可能恰恰与此相反，正是在那时，明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准则，而且是唯一可能超越所有等级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在晚明的各色酒席中，席上总是先将酒敬有钱人。在出商人的徽州，妇女们以丈夫能否挣钱作为择偶标准。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为我们记录了当时的贫富分化和拜金风尚。

在钱神的注视下，每个人都不再安分守己，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层定位揉乱了。士商开始互动，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

然而钱神在这片土地上，除了遇到现实的膜拜以外，并未得到更多舆论的支持。人们骂钱骂得很直接：“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

爱秀的人们

明人对金钱及传统的感情都是复杂的。“当时，在思想方向上有所突破的不是自由城市商人，而是士大夫。但他们本身又是旧体制的一部分。在茫然的思想夹缝中，他们找到的出路就是表现自我。”明史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商传这样认为。

在晚明，自我表现的动力和金钱的动力搅和在一起，由上至下，形成了席卷全社会的奢侈之风。陆楫还在《禁奢辩》里第一次提出了鼓励消费的理论。

       明人重视装修，在房前大厅里雕花，有个文人家居时坐榻四周环列梅花100盆，水仙100盆。请客吃饭讲究上海外的鱼肉。养家奴有超过一、二千人的。大事讲究排场，“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宾而亡。”

明人爱秀，最明显体现在穿衣上。明初关于什么人穿什么衣服的规矩全被僭越：原来士大夫戴的瓦楞棕帽，早成为市井小民的流行装；优伶、娼妓遍体绫罗，满头珠翠；宫廷内管洒扫、烧火的勤杂工都有穿上蟒衣的。各地人们的衣服模仿京城的款式，南京妇女的衣饰，在嘉靖年间十多年一变，自万历以后，不到二、三年就是一个大变化。读书的士子对外表的追求更是到了变态的地步：用红丝绳束发，还化妆。首辅张居正，出门必喷香水涂面膏，接待一位客人的功夫里，能换四套衣服。

《图卷》上之，与衣饰有关的店铺占了很大比重：“专染纱罗”“绸绒老店”“涌和布庄”“网巾”“帽巾”“京式靴鞋店”“极品官带”“画脂杭粉名香宫皂”“梳篦老铺”等等。人物衣服五颜六色，骑马、乘轿者衣饰更鲜。

爱玩的人们

万历年间的《顺天府志》记载：“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图卷》上所绘南市，正是歌馆酒楼之地。各种茶楼、浴堂、酒楼、歌馆招牌林立。晚明，不仅大城市中已经有了夜生活，江南的一般市镇也“夜必饮酒”。

晚明时期妓女的社会地位很高，妓院就设在考场对面，很多有文化的名妓充当了才子们的“二奶”。有名的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从无闲置。

性解放的风气不仅局限在男子身上。大户人家演堂会，流行点荤段子，家中妇女隔个帘子就看。杭州也出现过女狎客嫖男童的事。明代的春宫画更是深入人心。上到大画家唐寅、仇英，下到天津杨柳青的村妇都擅长此道。这幅《图卷》的尾署就是“实父仇英制”五字，但可判断是伪托的。

明人爱玩，有俗一路，还有雅一路。当时名家所著《时尚》《格古要论》《长物志》等书都可看作是购买高档文化手工制品的消费指南。在传统的“古玩”外，明代出现了“时玩”这一新名词，诸如永乐之漆器，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其价已可与古玩相匹。有不少人认为晚明是中国及全世界器物文明的巅峰。《图卷》上，“铜锡老店”“上细官窑名磁”“漆盒”等时玩店铺及古玩摊子都有显示。

骗子、术士、赌徒、流氓

今天的人们，如果有机会走进晚明的市井，看到有人在案子后面给鸡肉注水，会不会感到很亲切？明朝时来华的外国人利玛窦在当时可不这么想。

晚明时期的南京，就连金饰也可以作伪，如金丝有银心，金箔用银里。各种时下流行的骗术，剔除高科技成分，那时都已出现。由于骗子盛行，市面竟有《江湖杜骗新书》出版，类似于现在小品里的“防忽悠守则”。

给利玛窦留下深刻印象的“风水术士”“星象术士”也在《图卷》中有大量的表现，如各种高悬幌子的“卜卦命馆”“阳宅地理”“相馆”。

《画卷》中来来往往的面孔里，一定还有不少赌徒。明代从皇帝到小民，都爱赌博。方式有射注、压宝、斗牛、斗鸡、斗鹌鹑、斗蛐蛐斗纸牌、斗叶子、麻将牌等。文人张岱在龙山脚下设斗鸡社，朋友们就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之类作注。

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多见，因赌致富的多半是流氓。明代南京的流氓有“四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流氓靠打砸抢过日子，警察来了就和警察对打，聪明流氓则懂得“纠合豪棍，中通营兵”。

未完成的转型

《图卷》延伸至“北市街”，可见一座衙署。衙前一堂仪仗斜靠墙上，一个皂隶坐在旁边。衙门半开，两个送公文的人正往里走去。他们去干吗？送的什么公文？会不会是那种写有“必有王者兴之术已奉上”的密函？

晚明官场“仕途如市”，贪墨之风盛行，甚至形成了一套行贿密语。比如，若送了500两银子，就借用孟子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说“必有王者兴之术已奉上”。在明人奢靡的吃喝旅游行为中，亦有很大部分是公费的。

明史学者、西南大学教授陈宝良把晚明社会的种种乱象称为典型的转型期表现。他认为那段时间充满了积极的意义，将其称为中国社会、文化史上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时代，除了“全社会对腐败的淡漠”。他赞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见解：中国近代化从那时已经开始，但这个过程很长，一直没有完成。

另一位明史学者商传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时，流露出惋惜之情：“有一些启发，更多是教训。虽然彼转型期与此转型期颇有相似之处，但它给不了我们答案。”

继续穿行《图卷》。过了衙署，仍有店铺数间，不久，“大小文武官员下马”的石碑已出现眼前，它警告着人们前面就是陪都皇城。热闹嘈杂的气氛慢慢消失，金碧辉煌的楼阁台榭和肃立的亲兵隐约可见。一片片的云彩，遮住了视线。至此，整个《南都繁会图卷》也就结束了。

（本文得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刘如仲、南京秦淮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王晨艳的大力支持）

在经过了2005年的体制酝酿后，2006年华语歌创作迫不及待地爆发了。跟万马齐喑的2005相比，2006简直过于欣欣向荣，以至于可能早早透支了后面的能量。

这个刚刚过去的年份宛如一块巨大的磁石，把躲藏在角角落落里的歌者都吸了出来。多年不见的回来了，长青树们保持着，当红的有成绩单，各个类型的新秀也有高水准的冒头。虽然伴随着IPOD销量的增长，唱片销量下滑了20%，但公正地说，2006的华语歌坛是样样红的一年。

在此，谨对2006年辛勤奋战在华语歌坛第一线的地上地下人士道声辛苦了，你们创造的精神食粮我们都囫囵吞了，眼下消化不了的，日后再拿来反刍，特别是12月发片的同志们。

       在开始盘点之前，有必要先将2006年歌坛超级流行区里的人和歌拣出来，放在一边。对他们不予评论有两个原因，一是一年来在他们身上已经有太多的评论和关注，二是本着对过于流行的事物的谨慎态度。这些东西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热门网络歌曲。如《求佛》《香水有毒》《秋天不回来》《不怕不怕》《好姑娘》《一万个理由》《那一夜》，它们依然是2006的流行霸主。第二，05超女的处女大碟。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李宇春《皇后与梦想》、何洁《发光体》、张靓颖《The One》。第三，周杰伦《依然范特西》、花儿乐队《花天囍世》。第四，许巍《在路上》。这张里，许巍翻唱了自己10年来为别人写过的歌，也是大卖。

最流行的音乐才有机会成为时代的符号。不管它们本身的音乐价值几何，岁月的魔法自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为它们点化出感情和色彩。譬如今天听样板戏能让部分中老年心潮澎湃，电影《三峡好人》里出现的《老鼠爱大米》也可以百转千回。

内地篇：重构核心价值

十几年前，香港有四大天王的时候，内地有自己可以引以为豪的音乐。崔健、唐朝、魔岩三杰被认为是以港台的土壤根本无法孕育的东西，内地音乐也正是藉此构成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虽然这个核很小，很虚弱。再后来，种种原因之下，这个核碎了，内地音乐百花凋敝，港台韩日一统天下。2006年，种种迹象表明，内地音乐重建自己核心价值的时间到了。

重建的第一个表现是方言摇滚的渐渐成势。二手玫瑰东北话《娱乐江湖》、李建房陕西话《我要活》、苏阳宁夏话《贤良》、顶马上海话《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都是2006年发行的新专集。从千里冰封的北疆到莺歌燕舞的南国，方言摇滚的出现使我们相信，汉语方言，不仅可以在小品里扮丑，可以给《双截棍》和“黄健翔激情解说”增色，在文艺上，它还有别的用途。二手是第二张方言专集了，其实他们的第一张更精彩。从没人怀疑二手搞笑背后的思想性，但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思想，缺的是趣味的表达。在第二张里，梁龙像一个渐趋乏味的中年人，比起年轻的时候，思想力没准更强了，但是表达力却不争气地软了下来。对于李建房和苏阳这两个西北汉，哪怕前者只有一首《活着》，后者只有一首《贤良》能够流传，也足可称道。顶马的朋克本来就是有快感的，完全放弃了普通话之后，纯上海话的朋克更加汪洋恣肆。当这几个毫不相干的人都开始寻找核心价值时，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表达内心感受，只能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虽然这种寻找方式，近乎于点燃自己的头发当火把，但那种即使这样也要照亮一点路的奋不顾身的精神相当令人敬佩。方言摇滚才刚刚开始。

       重建的第二个表现是民谣的换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城市民谣分子经过十年耕耘扎稳了脚跟，取代了一度辉煌的校园民谣。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名字和行踪被乐迷惦记，一些人开始被主流公司注意并推向大众视野。如钟立风、万晓利都在2006年出了制作精良的专辑。其余的也并非一味地在灯火阑珊处等待拯救，他们积极地参加各种酒吧及音乐节演出，还有的充分发扬DIY精神，手制了自己高水准的唱片，如南京的李志。

       具有核心价值而又一直在传播上处于弱势的内音乐类型里，乐队音乐是突出的一种。在2006年，乐队音乐凭借综合的手段加强了传播力度。新裤子《龙虎人丹》、麦田守望者《我们的世界》，这两个老牌青春乐队的新碟在宣传销售方面通过所属公司的推广大有挤身主流之势。

怀旧面前人人平等，谁说刚刚30岁的人不可以狠狠地怀80年代的旧。当新裤子的大舌头主唱彭磊一遍遍地歌颂着他心中的DISCO QUEEN，加上双主唱庞宽足够恬不知耻的表演，台上DISCO女郎恍若隔世的劲舞，新裤子的音乐现场几乎让人落泪。如果说花儿乐队是铁了心走低级趣味，新裤子就可以说是高级低级趣味。

麦守作为红星生产社时期的老乐队，他们的回归牵动了很多人脆弱的青春情结。这张《我们的世界》基本做到了销量和口碑上的双赢。有评论说他们的这张碟是“时间成就成熟”。他们成熟了吗？也许音乐风格成熟了，但是，他们精神上的迷茫依然让人心疼。十年前他们唱“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今天他们唱“你加快的步伐，不要因为我停下，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出发，也许出发我们永不能到达。”十年后的他们，仍是麦田里的孩子。

痛苦的信仰今年3月出了一张EP《在路上》，然后靠一场场辛苦的巡演积攒人气和演出经验，堪称乐队里的劳模。虽然他们的音乐在形式上不见得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但坚持独立思考的意识、始终沸腾的热血和正点的技术，仍然可以使他们成为中国目前最有号召力的金牌乐队，那个小哪吒形象的乐队LOGO也渐渐地深入人心。

窦唯和译乐队的《雨吁》是2006年另一张重要的乐队作品，遗憾的是它引起注意的方式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辛酸。据说这张录制完成于2000年的作品记录着窦唯最后开口唱歌的声音。窦唯撮起本来就尖尖的小嘴唱“雨吁”两个字的样子，如果竟真的成为他歌唱的句点，只能再次证明天才的不容于世。
       去年在《摩登天空5》合辑里，周先生乐队的《真实谎言》和新裤子的《Bye Bye DISCO》一样，是比较抢眼的一首。今年周先生也出了自己的专辑《旋律967》。周先生并非直抵人心，但是有意境，有气质，属于合格的小众艺术家。如果你素来习惯拐弯抹角，又有时间浪费在听音乐上的话，《旋律967》便是很养人的一张，至少可以让你听上半年不觉得有嚼蜡之感。

就在人们还沉浸在为龙宽九段的解散而惋惜的情绪中时，另一个男女搭配的简迷离又在06年诞生了。这个中法混血的组合初听之下确实有一些惊艳，虽然他们离真正的流行还差了一点，离真正的迷离也还差了一点。南开大学量子力学专业出身又在法国出了书的才女主唱苏娜，居然有着龙宽般的嗓音和灵性，又比龙宽美那么多，足见老天之慷慨。零壹是另一支在2006年崭露头角的乐队。作为一只荒蛮又深沉的重型乐队，他们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乐队大赛中获得全场第二名。

在主流的歌星音乐方面，2006也并非全为网络歌曲和超女所垄断。首先，有两位宿将的回归成为2006的亮点：朱哲琴和王童语。这两个人都阔别了十年之久。不管对朱的《七日谈》或是王的《回了又去，去了再回》这两张专辑作何评价，单是能够重新再见到他们，就已经算是温暖和开心的事了。世人只知现在的音乐制作界，张亚东算是一个个人品牌，其实，王童语也早应该是。十几年前他就靠写歌作歌开起了跑车，虽然他后来一手毁了自己的生活，但如今四十多岁还能重新再爬起来就是好样的。任何音乐类型里都有极好和极坏的作品，那些雄心万丈的网络歌曲投机者、大公司生产线上的乐工们，不妨抽空去听听王童语的《丫头》，也体味一下什么是好的流行歌，毕竟埋头于垃圾制造是件很苦的事。

在这个老将回归之年，郑钧、田震、老狼都出了对得起自己和听众的单曲，小柯还出了专辑。对老、老田、老老、老小来说，这样的步履已很矫健了。预祝他们可以像国外那些老而弥坚的家伙们一样，开开心心地唱到皮松肉懒、发脱齿撼。

新人里面，王凡瑞、莫艳琳、王筝、韩真真属于可圈可点之列，正如王筝歌里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

港台篇：老炮回归与闪亮小动机

2006年港台乐坛回归的主题，比内地更加明显。MC HOTDOG服兵役回来了，熊天平减了肥回来了，软硬天师重组回来了，甚至黄小琥婆婆都借着李宇春的翻唱回来出碟了。庾澄庆、林忆莲、黄耀明、潘美辰、张信哲、孟庭苇、梁咏琪、黄品源、苏慧伦、任贤齐、周华健、阿牛，2006年，还有哪个一息尚存的老炮没回来么？

在所有的回归里，以杨乃文沉寂5年后的回归最龙精虎猛。杨乃文，华语乐坛不世出的声音，可以不喜欢，但没有办法不记得。和她比起来，王菲整个一个邻家小妹。有人说她唱歌的样子像杨乃武一样苦大仇深，像SM女王一样凛然不可侵犯，但这些形容都比不上她的新专辑主打歌《女爵》恰当。没错，她就是女爵，那种彻骨的酷，周杰伦应该很羡慕吧。不过整张专辑里的歌，除了一首《女爵》，其他的歌还是保守了，不如以前狠了，有些歌似乎给那英唱也未尝不可。回归后的杨乃文变得收敛，旋律化，仿佛大口径炮膛里射出了几粒小子弹。不过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来说，这可能是个较好的切入点。

近些年香港歌坛巨星陨落，一片荒凉，2006年仍看不出什么好转的迹象。但一些寻找香港本色的小的动机还是值得一提。如陈奕迅在新碟中有一首《富士山下》，不走雷颂德、侧田那样的西风路线，而是非常本地、本分，几乎重现了粤语歌黄金时代的一抹尊严。林夕的词再次如有鬼助，也显示出陈奕迅这个粗线条、大开大阂的男人，始终有极细密的心思。在新声里，谢安琪的EP《KSUS2》特别应该关注，可以说是自BEYOND之后，粤语歌里最有良心的声音。它提醒大家，其实香港人除了很娱乐外，本来就还有很义气的一面。此外，黄耀明的《若水》，以及他的“水晶人”造型，依旧足够华丽糜烂。如今旧时代留下的人物里，仿佛只有从他身上，还可以依稀见得到一点香港的浮生往梦。

       2006年，让人寄予厚望的台湾独立女声：张悬、雷光夏也终于出了自己的专辑。张悬，特立独行的前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的女儿，早在长年的唱游中在岛内积累了声誉。同被称为才女，但张的声音比前辈陈绮贞更加憨直可爱。雷光夏的《黑暗之光》像温暖的睡前故事，关了灯听掉，估计会得一夜安宁好梦。

没有独立男声这个说法，有的话，陈升显然是了。2006年陈升来了上海开小型演唱会，年末，又带出了新专辑《这些人那些人》。与其说那是音乐，不如说那是可听的文字。当他用欣快亢奋的调子唱着悲怆的《狗脸的岁月》，当他在《青鸟日记》里毫无原由地嘶扯着嗓子从“11月3号”唱到“11月9号”，怎不叫人肝胆俱裂。

今年发片的还要说两个人，一是张惠妹，一是杨丞林。不得不承认，这一老一小两个在某些方面堪称无脑的女人，却真的很会唱歌。如果能稍委屈一下“民族气节”，不妨趁没人的时候，将她们的声音轻揽入怀。

最后，2006港台歌坛必须要提到的是彭靖惠的专辑《浪费时间是快乐的》和My Little Airport乐队的《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前者是华语歌手里罕见的爵士风。彭靖惠绝对是好声音。纯净，有点像内地的王娟，比王娟还稳定，而且听起来就像随时都在咧开嘴角浅笑的样子，很是醉人。对极度疲劳极度烦恼又自诩有点小资情调的城市中年人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声音。后者是未被商业污染的学生妹味道，如杯中的清水。看，这两张专辑的名字都不谋而合，内容呢，则是真正的靡靡之音。这一型的音乐，目前为港台特有，聊算做他们的“核心价值”吧，总之没有几十年安逸生活的熏染不可能做的出。而这一点则是内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企及的。文/曹红蓓

“难忘……那骑在三楼教室的窗户上大唱黑豹的我。”

       “（BEYOND的歌）一直放在硬盘里，不时翻出来看看，没听，我害怕听到喜欢但早已不在身边的女孩的脸和自己的理想抱负，确切地说，我害怕热泪盈眶。”

       “那是一个时代，是一种成长过程中的宗教。”

       在关于90年代摇滚黄金期的论坛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留言。这样特定的幸福属于70年代人，那时候，摇滚是如此POP，他们不需要比别人愤怒，不需要比别人另类，不需要比别人艺术，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歌”所带来的启蒙。

       近年，在有关摇滚复兴的各种念想中，“回到90年代”最打动人心。然而，90年代真的那么值得留恋吗？

       “西方摇滚虽然在诞生10年后实现了主流化，但我们必须看到，西方在50年代时整个文化环境已经很发达了，摇滚是那个花园里自然生长的产物。”颜峻认为，中国摇滚产生时，文革结束才没几年，中国根本没有青少年文化，也没有城市化的娱乐。作为一种从天而降的东西，中国摇滚没有发展到主流太正了。

       中国最早的摇滚乐不是音乐现象，而是80年代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在摇滚乐大热的90年代前半，作为音乐的摇滚乐几乎没有真正的听众群。“这似乎是个悖论。”颜峻解释，当时的人们在听摇滚的同时，也听齐秦、赵传。90年代初的摇滚乐类型很单一，多是以正面、阳刚、理想主义的面目出现，那实际就是80年代阴魂不散的余音。

       至于那时的摇滚巨星，很可能是流行文化初萌时有限资源产生的错觉。正如当年谁没看过《霍元甲》、《渴望》，谁不能张口背出几条一样的广告？而这一切，在流行文化爆炸化发展的今天，都成为不可能了。

       在中国摇滚诞生20年后，摇滚乐的面目和内涵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变化的方向，可能是回归本源的，从文化向音乐的回归。

       “摇滚没那么神圣，没那么地下，没那么反抗，”郝舫说，长期以来，在中国，摇滚自己和大众合谋界定了摇滚的边缘形象，而这几乎等于自掘坟墓。“好在今天小孩们意识的多样性，文化的开放程度都不是以前能比。”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一代人对音乐的态度更纯洁。

       今天的摇滚乐形式更加多元化。愤怒、反抗的主题依然存在，但摇滚早已不是简单的愤怒机器。当清醒在1997年第一次穿上尖领衬衫，轻松柔和的英式摇滚就开始在中国出现。接着，朋克、电子、迷幻……所有类型都出现了。音乐的创作也由90年代单纯的旋律主导，发展到自由围绕乐器、节奏发展音乐，在流行文化爆炸的同时，摇滚的音乐形式也发生了爆炸。一些年轻乐队在摇滚中抒发坦荡的快乐。只要是真实、自由的表达，摇滚完全可以卸掉社会责任的包袱而依然充满力量。

       “多样化是人生的目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用一样东西来概括一切。”郝舫说：“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钱，但却越来越不好玩。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摇滚是可以玩起来的东西。”在与附加在它身上的文化价值剥离以后，音乐上更多元、概念上更纯粹的摇滚乐正在获得新的流行基础。

       本刊的采访过程中，所有的受访对象都坚信，摇滚乐必将重回主流。而近年事实的发展似乎也正在证明这一点：摇滚演出场所的增多、商家活动对摇滚音乐的引入、投资摇滚唱片的公司增多、资本对青少年市场的倚重等等。同时，随着很多乐队开始脚踏实地，从酒吧做起，从巡演做起，点滴耕耘之下，中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摇滚乐迷，有了属于摇滚乐迷的生活方式。

       “任何一夜长成庞然大物的文化现象，都是一种文化恐怖主义。”在摇滚20年大型演唱活动的发起人江小鱼看来，恰恰是90年代初的好高鹜远耽误了摇滚乐的自然发展。回去无论如何是没有必要了。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商业步伐太大，但谁都不能说这是一种倒退。商业的毕竟比专制的进步。”崔健认为：“音乐总是很个人化的，对摇滚的下一个20年，不要期望太多。”

滚石魔岩等港台唱片业资本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救世主般的姿态介入初萌的中国摇滚，并在4、5年之中将中国摇滚的声势和影响力推上迄今为止的颠峰。以1995年为分野，随着魔岩等港台资本的撤离，中国摇滚迅疾由昌荣的唐，堕入动乱的五代，或者说，由辉煌的地上，堕入挣扎的地下。

颜仲坤：被魔岩永烙的摇滚人生

       80年代，从小酷爱摇滚乐的台湾人颜仲坤成了一名录音师及音乐制作人。90年代初的一天，同屋的滚石员工贾敏恕对他说：“下礼拜我去北京，录一个叫唐朝的乐队。”此后的一段时间，颜仲坤常常在半夜2、3点接到贾敏恕从北京打过来的电话，讨论诸如“现在我这儿只有一个芬得的音箱，一个U87话筒，我们该怎么办？”此类的问题。过了一阵子，贾敏恕把录好的东西带回来给颜仲坤混音，颜记得听到的第一首是《太阳》，感觉兴奋异常。

       混了《唐朝》，又在美国录好了窦唯的《黑梦》和张楚的第一张专辑后，直到1993年，磨岩三杰在北京儿艺办唱片首发会，颜仲坤才第一次来到北京，见到了内地的摇滚同仁。

       颜印象最深的是那天张炬骑了一部特别大的摩托车过来，他不知道这部车以后会让人伤心。

       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在红碪开演唱会，颜仲坤负责现场调音。“人们不停地跳、跺地，地板一直在摇，像地震一样，感觉随时要塌掉。音响灯光状况都佳，堪称经典。老丁在《天堂鸟》中的SOLO弹得行云流水，比唱片还好，我听得当场叫出来，真是一辈子难忘的经历，太享受，太感动！”

       “比起在台湾的工作，这儿酬劳不高，但是太好玩了。”1995年，在录完窦唯《艳阳天》和超载的第一张专辑后，颜仲坤心里想的是，“接下来我要准备搬家了”。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这时滚石决定撤资，颜也只得回到了台湾。“当年就是一帮热血青年，把中国摇滚当作慈善事业来做的，直到三毛（滚石老板段钟潭）自己穷得要卖房子，才不得不停了。”这一年，人缘极佳的张炬的过世，又给了两岸摇滚人一个共同的打击。

       此后的十年，颜仲坤在台湾继续从事自己的音乐制作工作。与当年的战友张培仁、贾敏恕竟也是多年不见。2005年夏天，颜仲坤带着自己的爱人、所有黑胶、CD、书、BASS、音箱，来北京定居。

1995为什么？

       为什么是1995年？这一年的前后发生了什么，才使得中国摇滚有如此的落差？

       除了魔岩，由BEYOND的前经纪人，黑豹、郑钧、许巍等的最早发现者陈健添（LESLIE）、刘卓辉创建的红星生产社是当时点起摇滚之火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魔岩和红星都太过理想主义。郑钧的唱片投入超过百万；魔岩在唐朝的唱片上则花了200万台币。这样的投入，在当时几乎空白一片的中国商业音乐领域当然可以砸出巨星来。然而歌手暴得大名以后，唱片公司却没有在演艺经纪方面继续拓展。

       与此同时，作为独立厂牌，公司管理混乱，随意性强。圈中人回忆当年张培仁来上海时的情景，“似乎大少爷的做派，带了很多北京圈子里的人，吃住全他买单。”而红星后期在用人上的狐疑，则直接导致团队解体、人才流失。

       魔岩一直干赔，红星在经过短暂的大投入大产出后也进入亏损的旋涡。后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失意于房产、股票的LESLIE终于无钱再养红星。

       唱片工业的核心本应是知识产权，港台资本撤离后，盗版围困下的中国唱片业不得不靠艺人经纪苦苦支撑。而2000年以前中国的商业演出几乎全是卡拉OK式，整支摇滚乐队在台上摆动作、对口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有演出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做不出高质量的唱片，没有高质量的唱片，人们就误以为摇滚乐就是唱片里那个样子，就更不愿意去听现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巨大的落差还直接摧毁了一些神话中人物的精神。“西方的乐队成功前大都经历过无数辛苦的小型巡演，而中国老一代摇滚歌手，他们成功的路是用钱趟平的。”乐评人颜峻说：“火了一下后每个人都找不着北，等到没钱了，心态掉下来，生活就真的颓了。”

       大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我不相信崔健能不能在北京开演唱会，或者摇滚能不能上中央台会有一个文件规定下来，但是求保险是一种普遍心态。”乐评人郝舫相信“如果中央电视台愿意出面来推广一个摇滚乐队，或者文化部门愿意把投资京剧的钱拿出1/10来资助现代艺术，摇滚的境遇恐怕会好一些。”

       一些学者则把关于摇滚的思考对准了整个90年代，认为1995年，可能是精神与文化的一条分界线，它意味着民间文化的彻底放弃。“90年代是辛苦的，整个社会在向物质化走，是积累而不是享乐，90年代的心态是灰色的。摇滚乐用属于80年代的激昂方式表达苦闷，5年的时间，已经足够完成向80年代的告别。”颜峻认为，在这之后，人们在学习怎么回避痛苦、遗忘痛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后魔岩时代的生存主题

       魔岩时代的摇滚是一把野火，对那些被它点着的心来说，当魔岩抽身而退，如何继续摇滚是个问题。能把那时仅剩的小火种保藏到今天，有两人功不可没：迷笛音乐学校的校长张帆，和摩登天空音乐公司的创办人沈黎晖。这两个人在出发的时候都只是普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现在他们的身份是，活下来的理想主义者。

       1994年，经济专业毕业，喜爱摇滚的26岁青年张帆就任迷笛音乐学校校长。4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100个学员，来了200个乐队嘉宾，张帆和学生一样激动得透不过气来。

       那天的场景给了他深刻的刺激，后来摇滚的落寞，张帆全当看不见。十年来，迷笛由100个学生发展到300个学生，由60平米教室扩到18亩校区。

       1997年，张帆把原来3个月的短训改为2年学制，由此开启了外地乐队进京的时代。

       学校成立以来一直在艰难中维持，一共被迫搬过5次家，每一次都伤筋动骨，重新再来。“我不怕做具体事。”曾经的吉他手张帆亲自到淄博为校舍挑瓦，一棵苹果树多少钱，草籽怎么撒，几个星期后会冒芽他都知道。

       从2000年开始办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张帆更成了“套在磨上的驴”。经过7年，迷笛已由学校自己的PARTY和汇报演出，发展到有80支乐队、上万名观众参加的中国唯一原生的户外摇滚音乐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摇滚“铁托”也由此诞生。

       1997年，是包括摇滚在内的整个唱片业最低落的时期，清醒乐队决定自己出资发片。美术专业毕业的主唱沈黎晖很早就和同学合开了一家印刷公司。为了出唱片，他们从印刷公司赚的钱里拿了100万。“当时特愣，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没有规则，就按自己的规则。”沈黎晖说：“我很愿意在做完音乐后想一想商业的事情。”于是，在唱片快做完的时候，他们索性成立了公司，还签了别的乐队。

       一开始摩登天空做的是5年计划，因为他们知道从国外的情况看，摇滚都是长期销售的。然而到2000年的时候，音乐公司眼看快倒闭了。这时候沈黎晖决定要靠商业本身来解决所有的商业问题，而不是靠理想。他们对公司业务进行理性调整，砍掉了所有的长线项目：关杂志，关场地，员工由20多人变成2、3个人。摩登天空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中国摇滚乐和各类前卫音乐的最大出品人和版权所有者。

       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后魔岩时代的主题下，一些原创乐队也纷纷选择了更加冷静、现实，也更加积极的生活方式。迷笛同学组成、被称为迷笛王牌军的痛苦的信仰乐队，曾经历过每天连续十小时地下室练琴的时光，也曾在充满了嬉皮精神和绝望气息的树村等待奇迹。

       今年3月1日开始，他们踏上了巡演的征途。每周三场，有时一周五场地在全国各地奔波。两轮巡演下来，已经去了40多个城市，观众累计达两万人。紧接着的第三轮，他们将往东北、内蒙、西北去。“我们想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踏出一条巡演的丝绸之路，希望以后有更多人走在这条路上。”痛仰说，摇滚是靠行动实现的。

       以崔健首唱《一无所有》为标志，1986成为中国摇滚元年。20年后，6月17日至19日，在沈阳火车头体育馆，20余只代表各个时期、各个风格的顶尖乐队在这里聚集，连演三晚纪念中国摇滚20周年。沈阳三日，摇滚20年的粗率背影，五味杂陈。

第一日：由3根荧光棒、4个人的POGO开始……

       2006年6月17日，这一天出场的世界杯球队有阿根廷、荷兰……纪念中国摇滚诞生20周年的大型系列演出，在2800人的场地不到五成的上座率、3根荧光棒和4个人的POGO中惨淡开场。

       现场的保安很多，逡巡的样子比较威严。开场不久，当实力出众的新锐乐队SUBS的女主唱对着寂静而正襟危坐的观众蹿纵跳跃的时候，真的很可笑。不是SUBS可笑，SUBS甚至很可敬，可笑的是那番场景。

       这一天的音响非常一般，一个个乐队轮流上台接受蹂躏，注重歌词的乐队尤其吃亏。气氛一直清冷。

       痛苦的信仰的招牌曲目《不》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开始有两、三个人从中间的通道往前冲。随着保安的干预，往前冲的人反而更多了起来。痛仰的主唱高虎此时在台上说：“请保安不要这么粗暴，20年前我们就是站着听摇滚的！”

       在两、三个月前，痛仰乐队刚刚来过沈阳巡演，当时光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就来了6、7百人。辛苦的巡演是有回报的，痛仰的出场，让死气沉沉的现场终于活了起来。

       代表摇滚极盛时期的唐朝乐队是第一天的压轴。唐朝出现时，全场都站了起来，一个谢顶的中年男子，嘴巴张得老大，露出孩子一样天真的笑容；一些腆着啤酒肚夹着公文包的人踱到台前以唐朝为背景矜持地留影。

       没有张炬，丁武剪了短发，台上的唐朝怎么看也不像多年前那张漂亮海报上的那群长发剑客。丁武的气质已经变得无法评说，老五还是那么帅，但被丁武直接介绍为“吉他英雄”却让人觉得怪怪的。赵年依然面目不清地躲在鼓后面，而另外两个人似乎与这个舞台无关。大概为了便于群众跟唱，《国际歌》降了几个调，听起来颇不爽。

第二日：成熟音乐家的耀亮舞台

       6月18日的这一晚，可能是近年来含金量最高的单场摇滚演出。

       比起头一天，汪峰、谢天笑、二手玫瑰……这场演出名单上“招人儿”的主儿多，而当天世界杯的球队相对弱，上座基本爆满。

       和崔健同时代的老牌音乐人王磊是这晚第一个给人带来深刻印象的表演者。平心而论，他当晚的即兴电子颇有光彩，灯光、音响、视频的配合，也都比第一天好了很多。但遗憾的是半个小时的纯音乐对这样以非专业乐迷为主的大场地似乎过长。

       几个相对安静的乐队后，当谢天笑的瘦影子出现在没开灯的舞台上，观众开始从场地的四面往台前汇集。谢的音乐还是一如既往地挑起人们的原始冲动。《是谁把我带到这里》经过无数次现场的磨练，结构已臻精美。乐队的贝司手国囝，年轻阳光就像天使的花冠，极好地衬托着谢天笑这坨重量级的“牛粪”。

       谢的表演结束后，疯狂的人群已处于半虚脱的状态，但还不愿意回到座位，因为他们已经瞄到梁龙了。

       二手玫瑰紧接着谢天笑上场，这样的安排让人窒息。主唱梁龙，身披艳玫色纱罩衣，鬓边插着一朵二手玫瑰。亦正亦邪，亦男亦女，亦人亦妖，梁龙的舞台气质独一无二。沈阳就是二手的老家，他们把控大场地的能力在这里实施得很堂皇。二手唱了经典的《允许一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火车快开》等，每当梁龙出状态的时候人们就会相信，东北可能有比赵本山更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在4个小时的演出，尤其是经过谢天笑和二手玫瑰的折腾后，还能让观众兴奋起来的，是压轴出场的汪峰。那晚观众的反应，想必让汪峰对下半年即将开始的个唱充满信心。

       不靠怀旧，也没有音乐以外的噱头，6月18日完全是当下中国高水准的摇滚乐面貌的真实展示。台上的，并非仅有一腔热血的摇滚青年，而是成熟的音乐家。

第三日：崔健·中国

       因为有崔健，19日的最高票价比前两天贵了200元。头天老崔对记者说，希望这一天一张赠票不要有，他很想直面真实的市场。这天是周日，上座比前一天稍差，达到八成。

       前一晚是音乐带来的纯粹的欢乐，而这一晚崔健的人格魅力使气场充满了情感。看台上的人都站着，场地内的人都站在凳子上，跟崔健一起“撒点野”的感觉真让人舒服。超过一半的人手中挥扯着“一块红布”——其实是一块红领巾：国旗的一角，用烈士的鲜血染成……，不少人在歌声中泪流满面。

       “中国摇滚的前20年还很脆弱，但它还没有死。谁知道再过20年会怎么样？”崔健站在台上说这席话的时候，人们发现他的力量、他的絮叨、他的较真，20年来没有变过。有崔健的中国，是幸福的。

记者的职业习惯就是找人，相信自己只要想找，就没有找不到的人。

昨天我找到了和我们大家失去联系10年的房鹏了，我甚至还听到他的声音了。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太让人伤感。

在我弄丢了的那张大卡片上，他写的是：愿你的生日像蛋糕一样甜美。

在103演节目，他脑门上点着红点，扮演成灯神呆立7、8分钟，胳膊直抖的憨样。

他弟弟的事情后来怎么样了？毕业临头各自飞的一团混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我们为什么失去他了？